回忆与反思：1980年代的文学与批评(转载) 黄子平：各位晚上好！今天由我来主持，我是主动申请兼座谈的主持的。我是谢老师四十多年的弟子兼张志忠的师兄，和王晓明也是将近40年的老朋友，因此这个战略地位是最适合我的。这题目是我和晓明一起讨论出来的。今晚的分工是这样的，谢老师、我和晓明负责回忆的部分，反思就由张志忠来负责。1980年代是什么样的年代呢？于我来讲，我特别看重情感上的联系，当初我和晓明在沟通这个题目的时候，晓明突然想起来在80年代，我们有过一次的答问。当时林斤澜先生在当《北京文学》主编的三年里，他着力主办文学批评的专栏，想要建立青年批评家的队伍，由我和一些青年批评家笔谈，我记得只做了三到四个，里面就有王晓明、陈平原等人。后来我问了晓明，问他有没有保存相关的资料，晓明便拍了照片给我，居然是他的自选集全选，题目是“答黄子平问”。我读完之后，感触颇深，当年的我们能够谈如此有深度的问题，内容是关于作者已死、作家的心理分析等等。它让我在情感上产生了某种回应，一种怀旧之感。有一段时间，怀旧似乎成了不好的词语，“一谈到80年代就在怀旧”，但我始终觉得不太公道，活到这把年纪还不让怀旧。怀旧当然是一种情绪，一种情感上的反应。为什么光回忆不反思呢？反思是理性的运作，而我现在相当重视情绪上的回应。趁着今天当业余金牌主持人的机会，想问谢老师当年我不敢问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说起80年代的文学与批评，谈到谢老师的名字一定会和三个崛起联系在一起，三个崛起和朦胧诗有关系，而且三篇文章发表的方式都很不一样，谢老师是在《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的。《光明日报》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报纸。孙绍振当初想要撤回自己稿子，《诗刊》的人找到了他，给他发表了。徐敬亚的文章是一篇毕业论文，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后来这个杂志消失了，主编因此也被撤了。之后，他们在兰州开了一个研讨会，我的朋友李庆西就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当时还有北京的中年批评家张炯，当他们三个人在运动员进行曲的奏乐之下步出台向台下招手，全场迎来经久不息的鼓掌。但李庆西说其实当时台下的英雄是谢昌余，所有的人都在找谢昌余拍照、签名，这是1980年代里非常重要的文学事件。那么我当年很想问但不敢问的一个问题是：当铺天盖地的批判扑面而来的时候，谢老师当年你有没有害怕过？谢冕：关于80年代的情况，今天我写了几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听，“在80年代之前，就我个人来说，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我们没有青春，我们的青春都被消耗在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当中、大批判当中，那是一个破坏的年代，我从19601976年，我一直是个助教，我的工资从46块到56块到62块，涨了16块。我们没有正常的工作，我们被赶出了课堂，我们被终止了学术研究。所以80年代以前，我是不愿意回忆的，那是一个破坏的、没有建设性的年代。事情的转机发在1976年，1976年之后，黄子平、张志忠、王晓明陆续进了大学，结束了他们在农场上的知青生活。他们的到来也唤起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终于有工作了，我们能够重新站在课堂上、站在黑板前面给他们上课，这是一个无比幸福的年代。这年代开启了我们的青春，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非常新鲜的，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年代。”黄子平说到了朦胧诗，我和朦胧诗的遭遇发生在1976年的秋季、初冬时节，在北京昏暗的路灯下，我发现了一个油印刊物《今天》杂志在路上销售，至今我已经想不起多少钱了，大约是1元钱一本。这本油印的刊物和墙上的诗歌给了我很大的兴奋，我觉得我多年梦想的诗歌状态应该是这样的非常新鲜、带着活力、充满着人性的状态。我终于遇到了自己的知音，我觉得中国的文学艺术有了希望。曾经有人说我胆子大，但是我要说我不是胆子大，因为我对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有自己的认识，它曾经失去，它曾经步入歧途，但是现在的我看到了希望。我带着这种希望一直到了80年代的第一年，由北大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其他的一些单位以及广西的高校联合召开了一次中国诗歌座谈会，这大概是在新诗历史以来的第一个关于理论的座谈会，我参与了会议的组织与筹备并且在会议上作了发言。我的发言资料来源于《今天》杂志以及那堵墙上的诗歌。当时的论争非常激烈以至于我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当时的我不知道害怕，我只是凭着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学工作者的良知而发言。后来一想，才有了害怕的感觉，诗歌界的泰斗反对我，他们都是我尊敬的人，因此对于当时年轻的我来说，我的心中还是害怕的。后来这件事情惊动了高层，我和朱光潜先生都被点名了，当时在汇报的时候，我并没有听清楚，北大党委希望我做一些回应，我说可以，就在北大校报上以记者问答形式进行回应。后来有人问我，我做过检查吗？我回应过批判过我的人吗？我说没有。但是我向北大党委做过交代。我的命运比孙绍振和徐敬亚都要好。我没有被停止讲课，在讲课的时候，我的学生挤满了课堂，那时候的我有点害怕。当时有一个学生在课堂给我递条子，说课堂上有陌生人，原来是北大教务部门的先生需要听听我的课，但是我在北大的遭遇是非常好的，使我能够一直教课下去。80年代给了我青春，80年代使我重新开始了我的学术研究，我在80年代那样令人怀念的环境中做我的学问，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80年代做的。所以你们会感谢80年代，黄子平、王晓明、张志忠都会感谢80年代。黄子平：为什么问谢老师怕不怕，因为我们当时跟着谢老师读硕士的时候，谢老师一下子开给我们200本必读书目，全部是诗集，里面就包括这些泰斗的诗集，所以我们就很诧异。幸亏我们知道诗集有时候是很浪费纸张的一种文体，所以读得很快。我们隔壁跟王瑶读现代文学的同侪，他们也是200本，第一部就是鲁迅全集，第二部郭沫若文集，第三部老舍文集，我们早就读完了200本，他们还在读鲁迅全集。谢冕老师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青春，青春就是无畏。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读的《青春之歌》，我对里面的一句话印象很深，他们在游行的时候喊“北大北大，不怕不怕。”我进了北大之后，看到了谢老师一个十几年的助教，发表了这么大逆不道的文章，面对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北大没有给他任何的处罚，所以感受到北大的氛围确实和其他的学校不一样。那么就需要对比一下著名的华东师大他们的氛围又是怎么样的，现在有请晓明老师。王晓明：我们都是78年入学，算77级。当时华东师大来了新的党委书记，这个书记也是吃了很多年的苦头后恢复工作的，那时候他已经70多岁，一个老干部。当时新生进华东师大之后，对学校非常不满。我们一进学校，就要在校园里割麦子。我们很多同学原来都是在农村割麦子，拼命考上了大学，还是要割麦子。当时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只有桌子，没有椅子，所以我们当时都是站着吃的，同学们都有意见。新来的党委书记就坐在办公楼的长条桌子上，他让77级的每一个系推举出一个学生代表坐一圈，学生的背后就是学校的处长（领导）坐一圈。学生提意见，食堂没有椅子，他马上就说后勤处长处理一下这个事情，碰到任何问题，都当场反馈，这样的会三个月开一次。他当了不到三年的党委书记，这个事情坚持了三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大学氛围。我再讲一个深圳的大学。1986年，我在深圳大学教了一个学期的书，那时候的深圳大学刚刚草创，却有一股比华东师大更加明显的新气象。首先，学校的党委书记和党委委员都是兼职，党委办公室同时也是校长办公室。第二，除了食堂的厨师和学校的门卫，其他的所有服务部门都是学生兼职，当时学校有一个旅馆，从经理到打扫房间，全都是学生，也就是没有后勤。第三，不开会。唯一的会就是食堂开的。当时的深圳大学很荒芜，老师都住在学校旁边的宿舍，而食堂每天中午供应一顿的午餐，所以老师都要走一二十分钟去吃饭，那是全校师生最多的时候。如果学校要开大会，在餐厅里摆一张小桌子，校长们都在那里开会。吃饭的人，开会的人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听。我在那里待了四个多月，每天都在那里吃午饭，只有听到五六次讲话，每次一二十分钟。深圳大学充满着新气象，但也有我觉得很难理解的事情，深圳大学允许老师在外面开店。我为什么去上课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大学上课，他去赚钱，我去帮他上课。80年代的文学与批评，就我所讲的两个例子，加上子平讲的北大，我们大概就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来源：当代文坛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　谢冕黄子平王晓明张志忠　　2020年06月27日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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